我们能够影响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吗—— 意识的抉择与社会神经症

starsoul

我们能够影响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吗——

意识的抉择与社会神经症

个体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是遗传、环境、教育、自身的意识和努力等多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按照既定的预言，也不遵循固定的模式。而一个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人所组成，社会的发展是否遵守严格的程序和必然的规律？它与人的成长过程有哪些共同之处？一个人可以成长为圣贤，也可成为罪犯或神经症患者，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也有着通往健康或病态的区分？人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的进步到底起着什么作用？

我们若是把社会的发展比作人的成长，就可以发现，正如个体精神有不同的成长方向一样，社会的发展也显现了多种多样的潜能。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机械的世界观，它并不符合具有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社会。一个人能够通过理性和自我奋斗驾驭自身的命运，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也能经由集体的努力去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如，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并未带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但却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正和平等。因此，意识的清醒和意志的抉择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社会正是意识参与作用的产物；我们应当发展有效的理性，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去争取美好的前景。

然而，至今为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把个人与世界的命运归结到上帝、上天的宿命观念仍十分流行。显而易见，人的选择能力至今仍相当有限，无数个体的力量很难形成一致的合力，倒常常在相互干扰中消耗分散。实际上，当人类的理性未能成长起来时，历史的发展确实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是难能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但这并不能说我们就必定无能为力，而是更加彰明了理性和爱的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有着内在的和谐，能不断有科学与文化的创造，它就越能看清和掌握自身在历史中的前行，在实践探索中向更好的形态或阶段迈进。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中深深缺乏爱和理性的精神，就像个体精神陷入邪恶堕落一样，它也会走上歧路，在野蛮或腐化中难以自拔。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意识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道德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曾诞生了十数种文明，但近代以来只有欧美国家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明一枝独秀。究其根源，科学的兴起所导致的理性的觉醒可能是最大的原因。除此之外，中世纪的西欧社会生产力没有被剧烈的阶级冲突所破坏，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亦功不可没。与此对照，中国社会的发展总是在治乱中循环，社会生产力水平刚刚恢复有所提高，紧接着又会在战争中毁于一旦，使得本来先进的中华文明迟迟未能获得质的飞跃。不但如此，在清朝建立统治后，封建专制的残酷压抑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像两个人，一个成功的提升了自身，施展才能建功立业；另一个却步入了误区，心理上出现障碍，在自我折磨的痛苦中耽误时日，虚耗生命。精神与社会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人类历史更能够充分证明：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和个体的成长一样，也会步入不健全、非正常的状态，患上“精神的疾病”。

社会“神经症”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症状，就是大规模的死亡毁灭、杀戮破坏，它与人心中的恋尸倾向相为对应。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极端崇尚物质利益，为此不惜以人为物，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或奴隶，剥夺其基本的自由和发展的权利，生命与精神的价值遭到普遍的蔑视，那么恋尸情绪必然会充斥于社会成员的心灵。特别是在阶级对立非常严重的社会，统治集团以高压手段压抑民众的反抗，通过迫害掠夺使人们备受生活上的打击挫折，逐渐积累了大量的死亡冲动；那些在稳定局势下未曾明显暴露的潜在欲望，在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就会得到肆意的发泄释放，造成残忍血腥的大屠杀等恐怖事件。究其根源，在于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一个阶层能够通过暴力或欺骗剥削另外的阶层；而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又贪婪短视，只顾维护其既得利益，使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却又不顾及民众的死活，不听闻底层的呼声，反而采取专制政策，维持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人类的利益本质上是统一的，违反这个原则的社会，必定会在冲突斗争中陷入极端悲惨和可怕的境地。法西斯的暴行，极权的暴政，都向人类显示了邪恶之恐怖。

社会“神经症”的另外一个主要症状是群体自恋。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者掌握着财富和权力，他们赋予了自身“高贵”的荣光，视底层群众为低级下贱的阶层。一部分人高高在上，自大、傲慢，等级森严，甚至自认是神或真理的化身。为了抚慰被愚弄的人们，他们也煸动起民众的自恋，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宗教狂热，都是群体自恋的体现。在自恋情绪的笼罩下，民众的精神能量被驱使引向无害于统治秩序的方向，文化艺术宗教等只是权力的附属物；而对外的征服战争，更增强了其尊贵威严。在思想言论领域，自恋的社会倾向于实施思想控制，鼓吹主流，迫害异端。统治者为了保障其地位，对外闭关自守，拒绝交流，对内钳制言论自由，封锁舆论。自恋使他不能忍受批评异议，自以为是，僵化顽固，排斥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人士。与此同时，出类拔萃的人物总是受到打击摧残，没有施展发挥才能的自由，不但政治日趋腐败，人们也普遍倾向于平庸保守、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极端的情况，就是极权专政的独裁统治，民众膜拜臣服于权力，一切荣誉归于皇帝或领袖。这样的社会难以实现文化上的创新，必然导致衰败停滞的局面，无法向前发展进步。

乱伦固恋在社会的“神经症”中也有突出的体现。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施虐者与受虐者彼此共生依赖，人们害怕独立自主，逃避自由，追求猪猡一样的安乐，为了生存的稳定宁愿放弃尊严与平等。如在阶级压迫的时代，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对统治集团俯首贴耳，甘当仆役或奴隶；如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人们一切屈从组织安排，为了稳定的职业或名誉而遵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失去自由和创新意识；如在极权专制的政体，人们狂热相信和依赖法西斯独裁者的伟大，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由这样一个父亲式的人物来支配。而宗教信仰，也曾扮演过母亲似的角色，吸引民众把精神的关注离开现实生活，转向虚妄渺茫的天国净土，在自欺欺人中自我安慰，集体麻醉。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被长官意志左右的现象格外严重，家长制作风遍布于各个社会群体中，庞大的关系网阻碍了人才选拔中的公正公平。诸如此类乱伦固恋的情感，削弱了人们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缺乏理性和民主，缺乏有效的斗争，使暴虐的权力得逞其欲，使缺乏自由的社会状况一直能持续下去。

弗洛姆指出了个体精神的发展，可能出现恋尸、自恋、乱伦固恋相结合的衰败综合征；同样，对于一个社会、一种文明，也会出现相应的病态症状，可称之为社会衰败综合征。社会衰败综合征，是社会“神经症”的集中表现，它说明社会的发展已步入了歧途，进入非正常的病态。在社会秩序尚能保持暂时稳定的时期，恋尸、自恋、乱伦固恋等不健康的情绪已大为盛行，偏执型人格大量涌现。当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偶然遇到导火索，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动荡暴乱。对于患有严重神经症的个体来说，意识的崩溃就是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的发作；对于已陷入病态的社会来说，国家政权的垮台就意味着完全失去法纪和秩序，人与人相互发泄仇恨等邪恶冲动，群体与群体之间流血冲突，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无休止的割据混战。方其时，个体感到无尽的烦恼痛苦；社会陷入深重的灾祸苦难。社会衰败综合征，是社会偏执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的异化和畸变。这里应注意，社会神经症有着不同的类型，很多社会只是出现了病态的一些征兆，还并未达到彻底衰败的程度。在特定时候，成长的力量与衰败的趋势之间会发生决战性的冲突：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的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团结各国击败了邪恶的一方——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正义的胜利。

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特别是弗洛姆的分析，已向我们说明了社会体制、经济形态和人的性格结构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对社会的病态症状能够有进一步的理解与思考。心理是对现实的反应，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造成恋尸、自恋、乱伦固恋等心理或情绪的，是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反过来，人的意识也对社会存在产生影响，事实上思想文化有时是决定社会走向的关键因素。如基督教诞生以后逐渐左右了中世纪的欧洲世界，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穆斯林开始了征服战争；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意识及意识产物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存在为精神的成长提供基础和条件，而精神的主观能动性使人类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特别是意识和理性，会使一个社会的未来面临多种可能。马克思之所以竭尽全力号召人们起而反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因为他明白，没有意识的觉醒和斗争实践，人类就不可能解放。如弗洛姆指出：“马克思决没有象有人经常假定的那样说过，他预测到必然出现的历史事件，他始终是一个选择论者，如果人认识到在他背后起作用的力量，如果他做出最大的努力去获得自由，他就能挣脱必然性的锁链。”在这方面，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成长本质上仍是一致的：一个神经症缠身的人要想摆脱心理疾病的折磨，只有通过理性的意识，看清自我现实并努力奋斗，才能树立正确的认知，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个陷入偏执病态的社会，也只有通过其中的社会成员团结起来，经由革命、革新去改变或推翻旧的制度，才能确立良好的政治经济体制，建成新的国家政权。

时代的巨变已经证伪了旧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发展五阶段论，那么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何在？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一总结。当资本主义社会来临之际，人类的发展面临着严峻选择：是任凭非人道的原始野蛮肆虐，还是通过革命开辟一个美好的时代？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以及千千万万个志士仁人，以非凡的勇气和意志，齐心协力，扭转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特别是在缺乏民主基础的封建主义国家，其阶级剥削和压迫越严酷，社会主义事业越能得到民众的共鸣。一些封建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度，政权越残暴，民众反抗越厉害；因此它要么沦陷于法西斯独裁统治，要么是民众的革命斗争最终获胜。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并非是后于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而是对社会发展的偏执病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沙皇俄国发生，又在殖民地社会的解放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恰好说明了，共产主义并非是必定要到来的社会发展前景，它更是人类意识的伟大创造，是怀抱良知的先驱者对人类异化状态的觉察和纠正。尽管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理性的不成熟曾让革命者犯下许多错误，甚至革命也曾被邪恶所利用。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新的适应当代现实的意识观念，需要更为强大和成熟的智慧理性。人类的科技文化虽然已得到迅猛发展，但对社会的演变，仍有许许多多的未明之处。特别是二十世纪后，不但贫穷仍未解决，更涌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地球上的危机远没结束，人类的选择仍会继续。没有意识的努力，人类就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成就，因此我们切不可普遍沉溺在安逸享乐之中，只顾放纵本能的欲望，却忘却了道德和责任，遗失了勇气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