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权力：是成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还是阶级压迫的工具？——阶级、权力与社会经济

starsoul

国家与权力：是成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还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阶级、权力与社会经济

阶级的产生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商品和价值的诞生不但没有普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伦理观念，反而引发了对价值财富的贪婪与掠夺，带来剥削与压迫，其间的演变过程令人起疑。为什么生产发展了，剩余产品多了，却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反而制造出不平等与贫穷呢？部落氏族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是如何解体的呢？中国远古时代尧、舜、禹的传说，佐证了最初的社会确实是奉行着天下为公的传统；但是禹的儿子启却利用父辈的优势，破坏了公推议举的习俗，建立了家天下的政权制度。正是权力的作祟，破坏了市场的自发调节，把大批大批的土地、财产公然划拨给那些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家族。权力，可谓是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元凶。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古希腊罗马地区最早形成的是共和国，民主制度——国家政权主要是用来实施内部管理和统治外族。这里我们看到，国家的诞生，可以是公众契约的产物，也可以是阶级压迫、统治的工具，或者二者兼有之。人类社会从建立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不同的抉择：是让权力受制、服务于公民，还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所单独占有把持？权力对市场，因此是或者提供良好秩序并维护，或者蛮横扰乱粗暴干涉介入。在后一种情况下，异化的权力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加速与加剧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冲突。

社会内部价值财富的创造与增长过程，表现了阶级利益原本可以统一。我们可以假设，在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人们分化为两大群体，分别生产适合对方需要的价值财富，然后通过交换各获所需。这样各方为了自身利益，都会各尽其才各展其能的创造对方需要的财富，世界上的财富总量就是这样增加的。人们就会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通过创新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可是，如果有一方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另一方有完全的支配权，能凭借暴力把另一方生产的价值抢为己有，那么显而易见，双方都会丧失创新的原动力，这个社会就难以产生新的财富；社会就只能维持奴隶制度的状态，或沉溺于内耗的争斗。

国家和权力，是成为正常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还是成为阶级剥削与掠夺的工具，左右着经济发展的形态，关系到一个社会的走向和未来。以封建社会的地主与农民为例，二者有无共同利益？答案应是肯定的。西方在蛮族入侵时代，饱经战乱的农民为了免除暴徒与土匪的掠夺和伤害，“自愿”投靠封建庄园主以寻求保护。当时的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及各民族国家出于竞争的需要，强有力的限制了统治阶层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使农民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于是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认识到，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必须提高农民耕种的积极性，慢慢开始允许农民赎回人身自由，逐渐把封建庄园转变为雇佣农场，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文艺复兴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地主与农民通过博奕达成了利益的某种统一；而若没有公权或道义力量的影响，地主就会残酷压榨农民，最终导致被逼造反的局面，使社会经济的增长摧毁于战争与动乱。如在古代中国，家天下的性质使政权很难约束统治阶层对广大人民的剥削，相反权力成为野蛮掠夺、破坏市场公平的工具，阶级压迫很容易就超出民众所能承受的限度，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趋于激烈，导致中国社会总是处在治乱循环之中，不停的进行朝代更替。

人民群众对正义、公理的呼唤，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看，即是在追求能保障合理市场秩序的公共道德与权力。异化的权力是邪恶的，它公然成为侵占掠夺的帮凶，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统治的工具，而丧失正常的管理功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剥削压迫没有限制，不惜违背正常的人性损害其他人，把另一个阶级当作纯粹的工具，剥夺了他们发展成长的权利，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成为弗洛姆所言“恋尸”的社会。在极端的阶级对立状态下，一方面它制造了大量缺乏精神生活、没有个性与灵魂的穷人，另一方面上层集团穷奢极侈，精神能量只用来吃喝玩乐及维持不公正的权益，科学探索、文化创新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有着一时的安全与稳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以后也不会进行精神的追求与创造，难以实现质的变革或飞跃。由于人们生活的重点只在于衣食和繁衍后代，生产出的物资财富仅能用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而导致人口的过量增长。财富没有引发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只导致了人口的盲目增加，这是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中国清代即是如此：所谓的康乾盛世没有带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只是使人口迅猛增添了几亿。这样的社会将演变成为“群蚁的王朝”：权力的异化使社会步入偏执，使人丧失精神价值，变成低等动物一样的存在，量多而质劣。反之，在合理的权力的保障及约束下，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社会财富能满足人性的全面需要，多数民众就能发展成具有丰富个性与创新精神的人，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从而推动历史的向前发展。